止庵：《受命》是一部以时间为主角的小说

止庵

记者丨吴俊燊

来源 | 新京报

长久以来，止庵都以出版人、随笔作家、书评人等身份为人所知，他整理出版过张爱玲和周作人的作品，写过很多关于文学、艺术的随笔，也出版过自己的中短篇小说集《喜剧作家》。近日，止庵的长篇小说《受命》出版，阅读他的小说是一次独特的体验，如同处在迷雾之中，身陷无物之阵。

止庵《受命》

简单而言，《受命》讲述的是一个“复仇”的故事，在十多年之后，主人公冰锋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当年死亡的细节，展开对当年“害死”父亲的仇人进行复仇的过程。与其说，他的小说有关伤痕，不如说是“后伤痕”的，止庵更在意当伤痕逐渐愈合，人要如何面对它加诸内心的“羁绊”。

这也是关于复仇而不得的故事，就像止庵醉心的伍子胥的经历，那种时间与命运笼罩在个人之上，不断往前行进。然而中途，仇人寿终正寝，前无通路，后也不见归途。

小说发生在止庵最为熟悉的八十年代，他认为，精神意义上的八十年代早已被神话化，他自己只觉得“那段日子过得很苦”，他试图通过记忆和不断的查证，还原物质意义上的北京，通过无数的细节，让小说充满生活的丰满与肉感。

八十年代，一切开始“向前”，冰锋就像是个局外人，现在与未来全然与他无涉，他接受来自父辈的召唤，独自转过身去。在过去与未来的张力之下，他没有选择未来，他选择过去。      

止庵坦言，整本小说的创作还受到《哈姆雷特》的启发。如果说，摆在哈姆雷特面前的选择是“生存还是毁灭”，那么，冰锋要做的选择是“记忆还是遗忘”。这也是止庵想要探讨的话题，复仇只是记忆的一种形式，他试图追问，在八十年代，我们该如何去记住记忆本身？而他认为，在当下，记忆与遗忘似乎又成了一种伪命题，因为留待被记忆或遗忘之物已经消失。       

所以，他让冰锋选择记忆，在记忆和遗忘尚可选择的八十年代，在向前进的历史转折之处，做一个“主动不合时宜的人”。

采访在止庵于望京的书房里进行，我们想和他探讨更多关于小说创作深处的话题，以下是整理出的他的自述。

我想写一个人，

要做一件事却做不成

这个小说实际上构思很早，是在1988年到1990年的时候。在这之前，我写过一些短篇、中篇，都发表了，后来出过一本书叫《喜剧作家》。这算是给《受命》作准备，我其实一直想写一个长的小说。这个故事其实是我想出来的，它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原型。当然，我觉得结构和情节是可以编的，但细节是不能编的。其实所有的小说都是编出来的，当然有一种是取材于一个人的故事，但也得加以编排。

我最初读《伍子胥列传》，还有《吴越春秋》中伍子胥的部分，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触动，而这个触动恰恰是别人谈到伍子胥不大提到的。

伍子胥的故事简单说就是他的父亲和哥哥被国王杀了，他逃走要为他们报仇，但他只是个个人，千辛万苦逃到吴国，成了要饭的。后来被公子光推荐给吴王僚，吴王僚说我替你报仇。但是公子光又在其中搞破坏，说不能相信这个人。我觉得这个故事从这儿开始有意思了。一个引荐他的人结果给他使坏，为什么呢？伍子胥发现公子光自己要当王，所以得帮公子光先成就大业才能给自己报仇。他帮助公子光谋杀吴王僚，公子光当了国王，再重用伍子胥，然后把这个国家变强大，过程耗费了十来年的时间。

我感兴趣的是，这个事情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去农村等着这个公子光上位，这时候楚平王死了。

我当时读《史记》，看那个时间表，有这个事，但是《史记》里没有记载他什么反应，《吴越春秋》里有记载：当时伍子胥非常难过，一个劲地鼓励自己——楚王死了，好在楚国还在，然而他并不相信自己的话。

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，这件事和我对于悲剧和历史的看法很接近。我们看古希腊悲剧，悲剧就是一个命定的东西，你躲不开，像俄狄浦斯王或阿伽门农，他们越躲，悲剧越是找到他们。我想在伍子胥背后也有一个命运，在那儿笼罩着他——“你复不成仇”。虽然他最后看上去复成仇了，他鞭尸等等，在我看来都是无奈之举，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。其实他没报成仇，因为这仇人死了。 

我最早想写一个伍子胥的故事，直接把它变成小说，后来我发现自己没有这个能力，因为写一个古代故事要考证当时说什么话、穿什么衣服，住什么地方。别说当时，就是现在也没这能力。

后来我就想编一个现代的，和伍子胥对应的故事。我首先从结尾想起，想写一个人，要做一件复仇的事做不成。我年轻时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很多事，素材是足够的。

我想让仇复不成，仇人病死了，而且是寿终正寝。《吴越春秋》里特别强调这个“善终”，楚平王是善终，这对伍子胥而言是最大的打击或者讽刺。

从结尾开始往前编，就先想仇人要生病，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医学的知识：假如仇人得了癌症，它都是越来越重。如果你上来就发现仇人得癌症，要么就根本不报仇，要么就得赶紧报仇，不能等。所以必须是那么一种病——它随机发生，而且第一次发生，给你一个警示，他复原了，等着第二次发生，基本上必死无疑。这就是心肌梗塞。这种病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治疗方法。国外大概1987年开始报道心脏搭桥手术，1989年中国已经开展这项手术，所以这个故事必须得在1986年以前发生。

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时间

每个小说都要有一个主人公，还要有一个主要冲突。而在我的小说里，主人公看起来是陆冰锋，但是他跟谁在进行斗争？实际上他既不跟祝国英（“仇人”）发生直接矛盾，他们俩之间根本没有冲突。他们见过，但他们见面也没有冲突。冰锋只是给祝国英写了封信，人家收到信就把信扔了。冰锋跟叶生之间也没有冲突，跟其他人更没有冲突。

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时间，一个倒计的时间，一个不知终点的倒计的时间。时间跟冰锋发生冲突，最后它战胜了冰锋。冰锋老想抢在时间之前，他总有种紧迫感，但是他没有完成，最后还是时间战胜了他。

一旦小说的主人公是时间，那种命运感就出来了，跟人斗好办，跟时间斗，而且最后阴差阳错赶不上这时间，这里面就有一个比较深的东西。

这个时间，在小说一开始他母亲告诉他当年之事的时候，已经开始浮现，所以上来就有了紧迫感，虽然不是来自仇人。等到他在医院里见到病发的仇人，这个时间，就真正开始倒计了。冰锋自己是个医生，他知道这回事。

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在于冰锋始终想战胜时间，想抢在时间前面，可是时间本身是一个自然的东西。它完全不为人的意志所控制。它永远按着自己的节奏运行，你能赶上他，你就能战胜它，赶不上，就战胜不了。这时候，冰锋遇见叶生，导致他把整个事情给耽搁了，等于他自己在前面设了一个大的障碍，他翻过这个去才能赶上那个越来越短的时间，最后他也没赶上。

和时间的冲突，在我有限的阅读里，还是一个不太被作家关注的问题，通常看到的基本上还是人与人、人与社会或者某个体制的冲突。当年伍子胥的故事里也有这么一个时间的脚步，他紧赶慢赶，知道这个东西不可能没完没了。果然，在一半的时候，他这个仇就没法报了。我从伍子胥的故事里得到的最大启发，就在于此。

但伍子胥已经被一个惯性推动了，他得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，虽然他知道这个路已经没有了方向。所以他后来到楚国，种种倒行逆施，完全是一些过度之举，这正说明这个人心里边有一个缺口，永远填不上。甚至他的后半生，整个的人都举止失措，我认为都跟这有关系，假如当年他真的亲手杀了楚平王，他整个的人生也不一定是这样的。

我对这个事情有特别大的兴趣，就是在人力之上有一个自然律，我不说它是命定的，但是它有自己发展的一个方式，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。我是个唯物论者，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命定，但承认人力有限。

其实我写的是一个关于人的局限性的故事。我要写这样的东西：关于一个人做不到什么，而不是关于一个人能做到什么。其实我也可以不写小说，但是我要写的话，我希望能写一个特别一点的东西。

朝前与朝后，记忆与遗忘

 在小说里边有一段话，就是封底印的一段话，艾略特的诗——“去年的话用的是去年的言语，来年的话要用另一个形式表达。”很多年前，我读到这句觉得好奇怪，在这诗里边怎么没有this year这个词，只有next year和last year，为什么这个next year直接就接着last year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
我觉得八十年代大概就相当于这个this year，它是一个新旧参半的年代，这个年代同时有两个向度，而我们现在实际上只有一个向度，大家都是朝前的向度。

八十年代，它一边是过去的投影，是前面年代的延伸，但它同时又是后面的年代的起始。在这样的年代下，人就有两个方向，你可以朝前站，也可以背过身，朝后站。

冰锋是一个朝后站的人，其他人是朝前站的，叶生大概介乎这两种之间，这个“介乎之间”是冰锋强行给她规定的，她本人并不想，她本来应该也是朝前站，只不过因为跟冰锋有感情羁绊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

这是时间的两个向度，一个向着过去，过去的这个时间越来越短。而以后的历史也证明，大概到90年代以后，大家就不想过去了，到2000年以后，大家都彻底不管所有冰锋曾经考虑的问题了，想的全是如何发展、把自己生活改善。

所以冰锋是一个来自于过去的人，他的时间向度一直往后伸，伸到伍子胥。而在九十年代以后，大概没有人对伍子胥感兴趣了。到这个小说的尾声，也就是2020年，他弟弟看电视剧就觉得伍子胥很可笑，整个价值观完全发生变化。

这两个向度也是我感兴趣的，因为它们构成一种内在张力。如果写小说，大家都朝一个方向去，在我看来有点简单。如果这里面的人背向而驰，构成的这个张力就来自于他们中间的距离，这个距离越大，张力就越大。一个人物越往回走，与其他人的张力就越大。《受命》里的人物不是互相面向，而是互相背向的。所以人物之间的冲突，包括芸芸和冰锋之间，都没构成真正冲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朝你往这边走，我往那边走，就完了。

然而这个小说也存在着一个冲突，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，记忆和遗忘的冲突。

我去年对《记忆记忆》这本书很感兴趣，当时正好我刚写完《受命》，我就觉得人类真的可以心灵相通，我说这书确实写得好，因为作者真的把记忆这回事写完全了。

记忆和遗忘，是那个时代——中国人特有的这个历史时期，一个总的东西。复仇说到底只是记忆的一种方式，我觉得我这本书不是在讲复仇，而是在讲记忆。复仇是冰锋记忆所决定要采取的一种行为，因为我要记忆，所以我要复仇，或者因为我要复仇，我就不能忘记。这是一个互为因果、互相纠缠的东西。如果给冰锋这人定个调子，就是记忆二字，他是一个不愿意遗忘的人。

因为记忆是和过去相连的，所以冰锋才面对过去，而面对未来的其他人必然遗忘。甚至都不是遗忘，连想都不想这回事，这谈不上遗忘。但是一些人关于记忆的说法，我也不是特别认同。他们说反抗遗忘，或拒绝遗忘，但是遗忘可不是你拒绝能拒绝得了的，记忆跟遗忘都是人的自然本能。你想记住不一定能记得住，你想遗忘不一定忘得了。

我认为记忆和遗忘，不是一个社会的，甚至不是人性的东西，而是超越人之上的两个自然的东西，它们在这里抗衡。

我们不能够只有遗忘这么一个向度，记忆和遗忘在同一个时空之内会构成冲突，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冲突了，现在连遗忘都谈不上，是活在当下，但是在那个年代记忆和遗忘是共存的，它们之间有所冲突，这个冲突就体现在主人公身上，他往前走一步，就是遗忘，他后退一步，就是记忆。

所以，《受命》不是一本反抗遗忘的书，它只是描述记忆和遗忘，或者说描述二者的关系的书，它不提倡记忆或者反抗遗忘，因为记忆根本无从提倡，遗忘也无从反抗，根本不是我们能做的，这也是一个自然律，跟我说的时间一样，是另外一个自然律。

在《记忆记忆》里面，作者讲我们记的是记忆，记忆本身也是记忆。在《受命》里，冰锋他妈妈告诉他的事也未必是真的。她只是告诉冰锋自己的记忆，关于记忆的记忆，而且连记忆本身也不一定等于真实。所以，它不是伤痕文学，因为这个伤痕不一定是真的。冰锋没跟爸爸直接接触，这么多年之后，冰锋看见爸爸在《史记》里面留下的指甲印是真的吗？贺叔叔留下的那封信真的是那个意思吗？不知道，全是他自己的解读。

在这个层面上，《受命》是一本似是而非的小说，里面书写的是关于不确定的记忆，但我又把这种不确定放在确定的年代、真实的日常生活中，这二者之间的反差，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。

如果说，伤痕文学的主体是伤痕，那么我的小说的主体则是“后伤痕”——因为伤痕不确定，但是它对于冰锋来说是真实的，它对冰锋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，产生了“羁绊”。我更关注这种“羁绊”在一个人身上所起的作用。这种关于不确定记忆的记忆，如何在他心中形成观念。八十年代，我听一个朋友讲过一个词叫“观念的戏剧化”。冰锋是一个将观念戏剧化的人，他赋予自己计划中的复仇以意义，这意义越变越大，最后膨胀到比他还要大。直到小说结尾这个意义似乎已经大到要给历史起什么作用，这个时候已经跟他原来那个仇脱离得很远了。

《受命》从骨子上是一个观念小说，观念不断地戏剧化之后，形成了一个庞然大物，这个庞然大物就拉着他走，他变成了自己观念的附属品，或者说被观念异化了。

现在再写伤痕文学很没有意思。在我看来，伤痕不是主体，它只是一个引子，这个引子只要足够使得它生出这个观念就行。伤痕在这里只起一个因的作用，它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起因。

止庵

除了历史的不确定，

还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理解的不确定

在人物的书写上，我没有刻意站在男性立场，或者女性立场去写作。我只是认为每个人物甭管是男是女都有自己的命运，他/她有一个逻辑线，一切要按他们自己的逻辑线走，他们各自有自己要走的路，他们只是在某段时间纠缠在一起，然后又走自己的路。

第一点，当你贴近这个人物，当你开始设计一个人物，比如芸芸是什么人，叶生是个什么人，尽量要把她们想周全。这个周全就是不考虑别人，不去考虑冰锋的存在，她们不是冰锋的附属品。在写作的时候，虽然这个小说是第三人称，但也是靠近冰锋视角的第三人称。所以其他的人物就被搁在客体的位置上，这样他们反而更自主。如果我不用这个角度写，如果我是用一个真的全知视角的话，恐怕就不太好处理。

把你搁在客体上，我这个主体只是感受你，而不能左右你，你只是我的对象。实际上，冰锋这个人在我的设想里，并不是一个多么优质的人。就像哈姆雷特在我看来也不是个优质的人一样，他们都老是在犹豫，想得太多。所以芸芸也好，叶生也好，对于冰锋而言都是把握不住的人。既然控制不住，就让她们自我生长。

第二点，当我把冰锋搁在主体位置上的时候，其他人物其实也并不完全是真实的人物，他们像是巨大的影子，投射在冰锋身上。所以与其说我描写的是芸芸和叶生，不如说我描写的是冰锋眼里的芸芸和叶生。

第三点，我觉得比较难办的就是芸芸和叶生这两个人物本身的差异。写叶生容易写虚了，因为她很文艺，写到芸芸又容易把她写低了，因为她比较现实。我觉得写到有可能被看低的人，得留意她的高的地方；写到有可能被看高的人，得留意她的低的地方。

比如芸芸不看书，冰锋去逛书店，她就在门口太阳底下站着等他。这样在你认为是缺点，在她自己看来从来不是缺点，这样的话，这个人就脱离你的价值体系，你就根本不能判断她。包括芸芸喜欢冰锋，从来不是因为文艺，而是觉得冰锋有前途，很踏实。所以人家根本就不在意文艺不文艺，她的价值体系和冰锋不一样，那你就无法评判她。所以要给芸芸一个自己的逻辑，她能够自洽，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过这个逻辑。而且到了八十年代，社会开始分层，人可以实现上升，当时芸芸有这样一个敏感的意识，谁都没有。她知道可以改变自己，有一个往上走的机会到了。所以，只要让她有一个完整的逻辑性，而且不在外界给她评判，这个人物就写好了。

如果我在八十年代写芸芸可能不会这样想，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文艺，但现在我觉得文艺也不是一个多好的东西，甚至觉得文艺就像一场热病，所以我就能够把文艺的东西降下来。

而写叶生就比芸芸好写一些，因为你给芸芸保持一个底线比较困难，她和我们现在的人太像了。而叶生是仅仅属于八十年代的人物。这里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，她是不是真的喜欢冰锋。Apple说过，叶生这种女人，爱的是不是哪个人，而是爱情本身。这里边就有一种盲目性，是那个年代才有的，包括Apple说，她会把你的缺点都当做优点看待，你的不足她认为是对的，所以这里边就有很大的误会性。叶生和芸芸不一样，她不是一个头脑特别清楚的人。所以假如冰锋不报仇，和叶生在一起，他们俩相处一段时间也可能会分手。

其次，叶生也好，芸芸也好，都是冰锋的感受对象。在冰锋和叶生的交往中，他有些仰视，有点自卑的感觉，因为家境差别很大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冰锋感受到的叶生，与叶生本身相比，是会偏高的。他都是把叶生往好里想，和真实是有偏差的。

所以这也是一种不确定，除了历史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大的不确定，还有这种随时的现实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理解的不确定。

张爱玲

这种第三人称，同时又贴近某一个人物的手法，是张爱玲最喜欢采用的手法。首先作者要贴近一个人物，其他人物就不是感知主体，都在客体的位置上。其次，叙述者在贴近这个人物的同时，也要与他拉开距离，还有一个审视他的过程。这样，所有的真实都不是真实，每个人物都因为他的“视差”发生某种变形和扭曲。

还有一点，你会发现冰锋在第一部里几乎没什么生活，到了第二部才开始就有日常生活了。叶生和芸芸两个女性形象最大的意义，就是使得冰锋有了生活。实际上冰锋之前是一个架空的人， 因为和这两个女人有了来往，才有了真的生活。所以我觉得，故事的进展就是使他有了生活，但是他不甘于这个东西。我觉得意义就在这儿，这两个人物使得冰锋能够落到实处。冰锋本来是一个有点虚悬的人，因为有了生活才降下来。

止庵重庆活动预告

活动时间

6月13日（周日）14:30

活动地点

问闻书店（西西弗总部概念店）

活动地址

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58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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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受命》是止庵的首部长篇小说，也是一部致敬《史记•伍子胥列传》和《哈姆雷特》的小说。这部作品关乎记忆和爱情，记忆来自既往，还没有退场；爱情指向新生，却无法生长。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中间，是一个“日暮途穷”的复仇计划。男女主人公狭路相逢，一个怀揣着秘密，纠缠于噩梦一般的记忆；一个痴想着将来，一往情深灌溉着爱情。悔与憾从而在所难免，意外与紧张也就在情理之中。

止庵在小说中，充分展示了他刻画人物与描写日常生活的能力，通过对花木、商品、交通、服饰、饮食、展览以及建筑和新闻事件的精准搭建，为读者充分勾画出一个尚未命名的八十年代。依循人物的脚步，乘坐107路、44路汽车，读者可以穿行1984-1986年的北京城：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还在，三元桥新建成不久，音乐厅还是个大基坑；《读书》杂志深受年轻人的追捧；胡同口有打双人床的木匠，也有推着平板车卖棉套的小贩，冬储大白菜堆得像小山。组合家具、泡泡纱床罩、世界名画挂历、蝴蝶牌缝纫机、凤凰牌自行车……小说复原了一个真实的八十年代的北京。

然而时间永是向前，爱与记忆的一切，都要让路给滚滚向前的时代。小说中屡屡提及的深圳，正是风吹来的方向，人物浪花一般的上升和跌落，也自此有了分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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